王輝耀 苗 綠

(相關資料圖)

8月初，本文作者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左四）、秘書長苗綠（左一）到訪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與多位美方知名學者就中美關系、氣候變化、能源合作等話題座談交流。

作為重要的中國民間智庫之一——全球化智庫（CCG）近年來一直積極開展“二軌外交（非官方外交）”。今年7月，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開啟北京之行時，CCG專家團也開始了為期一個半月、橫貫美歐亞12個國家和地區的調研和交流，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一站——美國。記得去年，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我們用了10天的時間與美國學界、商界和智庫界人士舉行了30多場面對面的深入接觸。對比去年，這次美國調研在大背景上有很多不同，如：沒有了新冠疫情防控的影響，中美雙邊航班正在恢復之中；美國國務卿、財長等官員和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等商界人士年初以來紛紛訪華；此外，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政治周期也已經拉開序幕。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智庫正在對“進入新‘窗口期’的中美關系”作出新的研判。

訪華意愿有增無減

我們本次先后到訪紐約、華盛頓和波士頓等地。在紐約的一周，我們拜訪和會見了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主席邁克爾·弗羅曼、亞洲協會聯席主席兼布魯金斯學會名譽主席約翰·桑頓、美中全國關系委員會會長歐倫斯等數十位企業和智庫界人士。在華盛頓以及波士頓，也安排了與亞洲協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傳統基金會等智庫，以及哈佛大學、中西對話機制（China-West Dialogue）等高校和機構相關人士的會面。跟去年一樣，約翰·桑頓又一次從佛羅里達飛到紐約跟我們一敘。值得一提的是，CFR新任主席邁克爾·弗羅曼在見面時還帶來一個重要團隊，成員中有兩位副主席、旗下《外交事務》雜志總編以及對中國情況非常熟悉的高級研究員。

交流中，不少美方學者和企業家表達了“到中國看一看”的想法。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響，許多美方人士因無法訪華而焦慮。相隔一年后，他們的訪華意愿有增無減。向我們表示訪華傾向的不僅有邁克爾·弗羅曼，還有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高級研究員歐偉倫（William Overhalt），以及該學院資深教授約翰·霍爾德倫和丹尼爾·施拉格等人。歐偉倫是最早提出“中國崛起”的西方學者之一。約翰·霍爾德倫平時非常重視大國間的科技合作。丹尼爾·施拉格的觀點是“碳排放問題需要世界所有國家共同行動才能解決”。他們中的一些人擔任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顧問。

有些專家，如歐倫斯等人今年已到訪過中國，和我們在CCG北京總部見過面。CSIS專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一年時間里甚至兩度到訪中國。但受一些客觀條件限制，如航班數量少和經費有限等因素影響，仍有許多想來中國看看的美方人士未能如愿。已經有機會來華的美方人士，則希望最大程度地完成預期，能有更多收獲。如歐倫斯就向我們提出，“訪華時會見中方一些退休政府官員的審批程序過于復雜，希望予以簡化”。

有美國智庫人士表示，他們希望盡快來華的一個重要因素是2022年11月中美兩國領導人在印尼巴厘島的面對面會晤并達成重要共識。在他們看來，這次會晤提出要建立雙邊關系的“護欄”，但2023年年初的“氣球”事件開啟了又一輪雙邊關系波折，讓美方一些相對比較務實的智庫感到雙邊關系的改善還缺少實質性成就。他們期待來華后加強與各方的溝通，建立非官方的對話機制，幫助兩國關系形成某種“護欄”。

一些美方人士還有意加入現有交流平臺以展開對話。我們在波士頓跟中西對話機制舉行了一天半的會議，美方人士表達出希望參加CCG于9月舉行的全球化智庫年會，以及10月舉辦的全球智庫創新論壇。最有意思的是，美國保守派學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不僅希望參加這些論壇，還想進一步加強與中國有關部門的交流。據了解，白邦瑞如此積極地尋找對華接觸渠道，倒不是因為他比其他專家更加友華（1945年出生的白邦瑞曾被特朗普團隊捧為“頂尖中國問題專家”，也被認為是宣揚“中國威脅論”的美國核心鷹派人士——編者注），而是另有原因。交流過程中，部分美方智庫向CCG表示，美國國會里的一些年輕議員正在使出各種手段，試圖“掏空”一個中國政策內涵，而上世紀60年代末就為美國政府服務的白邦瑞親歷過中美建交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他清楚美國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如果發生動搖，將會對雙邊關系產生怎樣的嚴重影響。為向政客說明當年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立場，白邦瑞還到尼克松圖書館調閱了尼克松向中國領導人承諾的相關政策原始文件。他急于訪華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要了解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相關決策思路。在臺海問題上，相對于白邦瑞，在高盛擔任過高管的約翰·桑頓的做法更傾向于朝前看。

多家智庫出現大調整

對應于白邦瑞、約翰·桑頓所做的緩沖努力，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一直致力于在理論上尋找避免美中兩國走向沖突的依據。自2017年出版《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以來，提出“崛起國”替代“守成國”可能會導致戰爭的艾利森備受關注。這之后，艾利森和他專門成立的團隊研究大國之間如何避免戰爭，致力于構建避免美中雙邊沖突的理論框架。這次我們在哈佛大學一起跟艾利森討論了正在合作編撰中的新書《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并準備成書后在中國國內出版。艾利森表示，希望將其團隊的相關研究文章介紹到中國，供相關決策者和研究人員參考。

應該說，在美國社會當中對華強硬已成為某種“政治正確”，這驅動美官方加速出臺了大量阻礙中美政治經貿往來的政策。即便是近期美方高官連續訪華，在其內部也有很多人認為這是“美方在故作姿態”，表明美方在和中國保持實質性的交流。對美國政府相關的做法，美方有識之士并不認同。比如，有學者告訴我們，美方阻止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參加今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非常愚蠢的行為”。

顯而易見，美國政治決策進程嚴重影響到中美之間的溝通。近年來，美方“知華派”人士在本國被邊緣化，這使他們感到需要盡快重建雙邊“二軌外交”渠道，從經濟和智庫學術層面恢復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因素也推動學界企業界訪華意愿高漲。美國已逐漸進入2024年總統大選的政治周期，這導致許多當前的國際話題都被嵌入“美國大選”這一語境當中。例如，一提起俄烏沖突和拜登政府對烏克蘭提供大筆資金，前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就頻頻指責“民主黨政府不顧民生”。美中關系也毫無疑問成為美國政客操弄的選舉話題，甚至美國政界對美中關系的重視程度某種意義上超過對美俄關系的關注。為此，美國智庫方面也在為可能的變化作準備和調整。

相比前些年，美國智庫管理層近一兩年來出現較大的人事變動，各方都在盡量完成新老交替，以迎接2024年總統大選。特朗普任期時最倚重的智庫——傳統基金會2021年就開始“換帥”，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凱文·羅伯茨接替非洲裔保守派人士凱·詹姆斯擔任主席，進一步增強了傳統基金會濃厚的民粹色彩。有分析認為，“這顯然是在賭共和黨2024年勝選”。曾經服務于共和黨政府的理查德·哈斯2023年卸任CFR主席一職，接替他的邁克爾·弗羅曼擔任過奧巴馬政府的貿易代表。有分析認為，邁克爾·弗羅曼接任后似乎將使CFR的自由主義傾向有所抬頭。

在此背景下，一些智庫對華研究團隊也發生調整，一批新老“知華派”人士開始擔當重任。比如，今年夏天，主持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多年的李成前往香港大學，擔任該校中國與世界治理中心創始主任。對這一變化，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評論說，這是美對華新冷戰下的“人才脫鉤”。李成的位置已由曾在美國使館擔任過外交官的“知華派”何瑞恩（Ryan Hass）接任。巧合的是，何瑞恩跟邁克爾·弗羅曼一樣，也在奧巴馬政府中任過職，扮演過對華政策顧問的角色。再如，白邦瑞離開了近年來極端化傾向明顯的哈德遜研究所，到傳統基金會擔任中國研究負責人，最近常以“中國戰略高級研究員”的身份接受美國媒體的采訪。　

“希望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與美國部分智庫的人事調整同步，美方智庫對華認知和行動策略也有很多新的調整和預期。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溫迪·卡特勒認為，當前到11月是雙邊關系的“窗口期”，雙方領導人有可能在即將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和APEC峰會上會晤。雙方可考慮為領導人會晤營造一些緩和態勢，例如在貿易領域和醫療健康領域。

溫迪·卡特勒曾從事貿易談判工作近30年，她在和我們交流時提出，希望與更多中方智庫一起努力，構建貿易領域的“二軌合作”機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SAIS）副院長肯特·凱爾德向我們提出建立“中美日多方交流機制”，以推動東亞區域對話。昆西研究所執行副總裁特里塔·帕西則表示，“單極的全球治理框架已過時”。其所在的研究所打算在2024年上半年邀請包括CCG負責人在內的全球多位智庫學者一起商議建立一個多邊智庫研討機制，從學術的角度推動全球多邊治理框架形成。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幾位研究員希望能推動美方續簽8月27日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協定》。這一科技合作協定是中美建交后兩國簽署的首批政府間協定之一，此后大約每5年更新一次，迄今已延續了40多年，對促進兩國人文交流十分重要。此外，據CCG了解，美方也希望中方部長級官員能夠訪美，實現對等往來。同時，雙方均有相關人士在致力于推動美方議員訪華。如這些訪問能成行，或許能有效對沖中美關系下行的趨勢。

在中美關系之外，美國智庫觀察中國的視角已從關注“疫情”話題逐漸回歸常態化，特別是一些跟企業界和經濟界關聯比較密切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研究者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人口問題和與青年人有關的話題。他們還試圖通過這些研究，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動力進行預測性討論。

通常來說，美國智庫背后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從我們所接觸到的美國智庫人士來看，有不少學者在認真對待這一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并在為兩國關系努力尋找未來的方向。正如中西對話機制的一位負責人所說，“中美兩國之間無論如何要找到相處之道，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本次美國之行正值暑期，哈佛大學校園里，多了一些來自中國的游學訪問團。這一幕讓我們想起去年暑期訪美時，各家智庫盡管對華立場有所不同，但均表示應盡快讓更多中國留學生赴美。如今，重現哈佛大學校園的中國游學訪問團展現出另一種雙邊利益的交集，也說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具有極大的韌性，仍在維系大國關系時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同時，我們也告訴美方學者，相比在美留學生數量，現在美國在華留學生非常少，我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美國學生來中國留學。對此，美國企業界和學界人士也流露出對美中民間交流恢復緩慢的擔憂。經過交流，雙方都認識到，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最終能否為雙邊關系帶來積極影響，這既取決于雙邊利益的平衡，也取決于雙方的意愿、決心和努力。（作者分別為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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