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海生在查閱相關資料。
近日,山東省伏羲堯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菏澤市社科聯秘書長榮海生做客“齊魯大講壇”,講述黃河故事,探尋漢文化源頭。在講座中,榮海生從三個方面與聽眾做了分享,從黃河中探尋中華文化精髓,于漢文化中追尋中華文化主題。7月2日,記者對榮海生進行了專訪,聽他講述“黃河故事”、深入挖掘黃河文化內涵。
【資料圖】
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根脈”
“九曲黃河,水潤中華。為挖掘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近年來我多次到黃河岸邊考察、采訪,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7月2日上午,榮海生對記者說,“黃河是一條神秘的大河,也是中華文明的根脈之河。”
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關中文化、齊魯文化等,分布有鄭州、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誕生了“四大發明”和《詩經》《老子》《史記》等經典著作。“九曲黃河,奔騰向前,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榮海生說。
中華文明早期的很多原始遺址,都分布在黃河流域,如裴李崗、大地灣、仰韶、馬家窯、大汶口、龍山、陶寺、二里頭等文化遺址,都確證我們的祖先在遠古就與黃河相生相伴,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主體。
“奔騰而來的黃河在曹州大地上撞開了山東的大門,也在菏澤的土地留下了文明的種子。”榮海生說,“在華夏文明的萌芽時期,古菏澤一帶是人類活動較頻繁的地區,比較突出的證據是因避水而筑的堌堆。”
從“堯,由唐遷陶丘,避水遷都”,到“舜,都于陶,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再到“大禹治水”,榮海生引經據典,闡述古菏澤與黃河之間的關系。
“曹國,大家可能相對有些陌生,雖然歷史留給它的筆墨不多,但它對后世、對菏澤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榮海生說。唐朝的《元和郡縣圖志》和宋朝的《太平寰宇記》均對“曹國”有記載:“周武帝改西兗州為曹州,取曹國為名也”,雖然僅寥寥數語,卻印證了“曹國之疆土——曹州的源頭”的說法。
正是悠久的黃河文明,才孕育了厚重的曹國文化。在春秋之時,曹國水系發達,交通方便,信用之地,會盟不斷。“中國歷史上有400多次會盟,其中,在菏澤就有30多次,非常有名氣的,比如曹南會盟、鄄會盟、青邱會盟等。古菏澤曾是諸子百家思想興盛之地、活動之地,諸子百家的思想曾在菏澤相互碰撞中交織融會,為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和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榮海生說。
劉邦在這里登基
“漢朝的起點在哪里?在定陶!司馬遷在《史記》中兩次稱這里為天下之中。”榮海生說,“公元前202年初,劉邦在定陶氾水之陽登基做了皇帝。”當時的定陶屬黃淮流域,交通便利,經濟繁榮。
“劉邦登基后,沒有在定陶設立首都,而是西去洛陽、長安稱帝。為什么不在定陶定都,史書沒有記載。可能是因為這里是大平原,沒有軍事屏障,不利于防守的緣故。”榮海生說,“長安、洛陽是漢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魯蘇豫皖交界地區則是大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次中心。這里不但是劉邦的家鄉、根據地,也是呂后、戚夫人的家鄉。劉邦及其起義追隨者,多是同鄉人,如蕭何、曹參、周勃、樊噲、盧綰、夏侯嬰、彭越等,家鄉的風俗習慣影響著他們的生活,也影響著新建立的漢王朝。當時在這里的封國、封王比較多,包括劉邦家族和呂后家族的親屬。所以說,這里是除長安、洛陽以外的政治中心。”
榮海生介紹,氾水是濟水的分支。今定陶區的北境,有一條東西走向的氾陽河,是沿著古氾水河道挖掘的。據《水經注》考證,“氾水自濟瀆向西分出,又東北流,經過濟陰郡南。”氾水大概在曹縣的桃源和牡丹區的大黃集之間的古濟水分出,先流向東南,過安陵堌堆南,再向東流經左山寺南,接著流向東北過定陶城南在城東北折,匯入古菏澤。張晏說,氾水位于濟陰邊界上,取其氾爰博大,能滋潤地下之意。氾水之名由此而生。在今定陶城北邊仿山鎮姜樓村南有個土丘,高四五丈,占地約五六畝,與曹國陵墓群仿山東西相望,就是當年劉邦舉行登基大典的地方,當地人稱它為“官堌堆”。司馬遷在《史記》上記載的“劉邦即皇帝位氾水之陽”,就是指的這里。西漢惠帝時,在這個土丘上建有高祖廟。清代在堌堆前立有石碑,碑刻銘文為“漢高祖受命壇”。現在的官堌堆已被批準為山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榮海生介紹,漢景帝時,楚王劉戊曾參與七國之亂。漢武帝的孫子昌邑王劉賀被選為皇位繼承人而做了27天的皇帝。定陶王劉欣成了后來的漢哀帝。魯蘇豫皖交界地區漢王陵也多,如徐州的楚王陵、商丘的梁王陵、曲阜的魯王陵、定陶的恭皇陵、巨野的昌邑王陵等。從目前考古挖掘的這些墓葬群的規制和出土文物,就可以感知到這里當年的奢華程度。
除了文化的脈絡和傳承,榮海生認為,黃河與戰爭、遷徙、治理之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黃河與漢文化融合發展
“《漢書》記載,公元前132年,黃河在濮陽西南瓠子口決堤,洪水往東南奔流大野澤,溢水于淮河、泗水。水淹兗豫2州16郡,水災持續24年之久。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祭祀泰山以后,親臨河工,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堵住了決口。”榮海生說。
榮海生說,據史料記載,漢成帝時期,公元前29年,黃河在館陶和金堤決口,水灌4郡32縣,損壞房屋4萬所;公元前17年,黃河水淹兗豫2郡31縣,各郡縣名存實亡,甚至廢棄;西漢末年,黃河在濮陽西面的魏郡又決口、改道,水患前后達60年之久;東漢時,王景治理黃河成為后世治黃的典范。公元69年,漢明帝征調數十萬軍隊,命王景統領治理黃河。王景測量地勢,開鑿山阜,清理淤積,建立水門,從濮陽至渤海筑堤千余里,讓黃河、汴渠分流,終于使黃河有固定的水道可循流,根除了黃河水患。此后近800年未有決口記載。
“歷史上黃河一次次的改道,主河道頻繁地在菏澤大地滾動和流出,留下了多條黃河故道和大量遺跡。除現行河道外,黃河水流經菏澤的河道有南宋故道、元代故道、明清故道等。現在我市南部曹縣、單縣境內的浮龍湖、黃河濕地公園、萬畝荷塘等,即明清黃河故道。現有黃河大堤也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了,經過了多次復堤,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如障東堤、莊子釣魚臺、劉鶚渡船處、劉鄧大軍渡河渡口等。在黃河灘區及堤岸周圍,還散布著大量星羅棋布、特色鮮明的村鎮。”榮海生說。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榮海生表示,菏澤地處黃河流域,菏澤文化是黃河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僅要保護好、開發好和利用好菏澤的歷史文化遺產,使之傳承給后世。
菏澤報業全媒體記者 姜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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