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下稱“湖南永雄”)在官微發布了《告全體員工書》,宣布從25日起停業,同時還透露有179名員工被強制帶走,3名員工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批捕。該份宣告一時間在催收業內“炸開了鍋”,不過,在25日中午左右,該份宣告又被刪除。
湖南永雄有著國內“最大催收公司”之稱,可以說是催收業的標桿,此前曾一度赴美上市但并未成行。
對此,業內人士分析,由于催收行業尚未形成成熟的監管體系和完善的管理條例,導致行業魚龍混雜,邊界不清,影響了整個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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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空白
在中國,最早的催收公司于上世紀90年代初誕生于香港,當時被稱之為資產管理公司,內地最早的催收公司誕生于2003年。
自2015年以來,銀行“不良”雙升,一系列與不良處置相關的產業日漸興旺,這其中就包括處置無抵押信用類不良資產的催收行業。對于信用良好的人群來說,催債公司基本處于隱形狀態,但對于違約常客來說,催債公司卻如影隨形。
事實上,催收是一個傳統的、充分競爭的且以民營資本為主導的行業,用業內人士的話說,這個行業門檻低,誰都可以進來,但并不是誰都可以活下來。
近年來,隨著催收行業走到聚光燈下,一幕幕行業負面被曝光,尤其是在暴利催收方面,再加上相關的政策法規尚待完善,邊界不清,良莠不齊,導致行業問題頻發、整體聲譽不高。
2019年10月,51信用卡委托的外包催收公司就曾因其冒充國家機關,采取恐嚇、滋擾等軟暴力手段催收債務,涉嫌尋釁滋事,而被公安機關調查。在裁判文書網上也存在著湖南永雄員工違法犯罪的案件文書。
廣東中漢律師事務行政副主任何偉峰對第一財經分析,催收公司沒有專門的牌照,進入門檻低,沒有專門的監管機構和法律法規約束,目前僅有《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催收非法債務罪,或是此前適用的尋釁滋事罪等,其對行業的規范是遠遠不夠的。
在上述湖南永雄的宣告中,也提及了行業缺乏監管所帶來的種種弊端。據了解,催收行業目前的主要約束機制來自于委托方,也就是銀保監會、銀行業協會監管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監督規范從事金融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的企業。
比如,2022年7月,中國銀保監會、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發布《關于進一步促進信用卡業務規范健康發展的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落實催收管理主體責任,嚴格制定并實施催收業務審計檢查、投訴處理等管理制度,規范催收行為。不斷加強本機構催收能力建設,降低對外包催收的依賴度,加強對外包催收機構的管理。
另外,由銀行業協會下發的《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試行)》中明確指出,未經債務人同意,嚴禁在晚22:00 后至早8:00 前進行電話、外訪催收;自2023年3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銀行保險機構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辦法》也要求銀行應當規范催收行為,加強催收外包業務管理,委托外部機構實施催收前,并對委托外部機構催收過程作出了相應的禁止規定。
“委托方通常會制定詳細的業務操作規范約束催收公司的催收行為,比如錄音、錄像,催收的時間段、催收次數等,并定期檢查。”何偉峰說,“所以,催收公司出現問題,委托方也難逃其咎,我個人認為,催收公司和委托方都應該進行備案,以更好的管理和防范風險”。
事實上,相比委托催收,被買斷的債權在催收過程中更容易出現問題,何偉峰說,很多出現投訴和催收行為都來自于被買斷的債權,由于沒有了約束機制,為了提高回收率,導致過激的行為被默許。
另外,催收人員的收入主要依賴于追回提成,所以,為了增加收入,有些催收人員也存在繞開公司的監管進行軟暴力催收,而不是通過正常的協商的方式。
難以做強做大
缺乏監管體系所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行業無法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可,難以通過上市融資的方式做強做大。
近年來,已有多家催收公司沖刺資本市場,但都敗興而歸。
早在2015年,上海一諾銀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登陸新三板,當時被稱之為“催債第一股”的,但最終并沒有掛牌成功。
2019年,湖南永雄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了招股書,擬募資不超過2億美元,但在年底又撤銷了其遞交的招股書,上市計劃一直擱淺。
而近日,又有一家催收公司承信科技遞交招股文件,擬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據官網介紹,承信科技,專注于為商業銀行及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提供風險管理服務。依托于以AI、大數據、云計算為核心的SaaS系統,針對清收程序復雜、接通率低、管理難度大、用戶逾期等行業痛點,為企業打造“貸前審核→貸后監控→精準營銷”完整的風控產業鏈條。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由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牽頭多家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小貸公司等制定的《互聯網金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風控指引》(下稱《催收風控指引》)正在業內征求意見。
《催收風控指引》結合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的監管要求和行業實際情況,對貸后催收的基本風控原則和催收工作規范等提出具體要求,為開展個人網絡消費信貸貸后催收的金融從業機構和第三方催收機構提供行為規范和參考依據。
“個人認為,該份風控指引對行業的發展和監管都具有積極作用,但具體效果還要看各級監管機構的態度以及最后的落實程度。”廣東省小額貸款公司協會秘書長徐北說,催收業務屬于勞動力密集型,一些大型的電催公司往往超百人,甚至上千人,而且人員流動性非常大,為了獲得高業務提成,有些催員甚至屢碰“紅線”,采取各種“軟硬暴力”,缺乏相關的管理和約束,造成很多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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